2024年5月7日，據多家國際媒體報道，美國拜登政府進一步收緊對華為的出口限制，撤銷了高通和英特爾等美國芯片企業向華為出售半導體的許可證。
此舉引發公眾對華為等國內企業的生存現狀的激烈討論，剛通過一季報展現硬實力的華為在一周之內再次面臨美國加大制裁的嚴峻形勢。
2019年的華為也處于同樣的風雨飄搖之中，但卻沒有放棄堅持下去的念頭，任總接受采訪時曾說：“其實這三十年來華為公司危機不斷，不是這個危機，就是那個危機，有些危機甚至嚴重到危及企業的生命。所以，美國這次危機對我們打擊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
2019年8月20日，美國發布實體清單后，任正非接受美聯社的采訪紀要，以下為任總采訪的精彩節選。
?Ken Moritsugu：昨天晚上在華盛頓，美國政府決定把購買美國產品的“臨時許可”再延遲90天，您對這個事情的反應怎么樣？這個“90天”會給華為帶來什么不同？實體清單所涉及的美國產品及部件，華為多大程度上還需要它們？
任正非：這也是個好事，雙方都應冷靜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慮，對華為的實體清單制裁，到底是華為損失很大，還是美國公司損失很大？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還要保留這樣的實體清單？
我自始至終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優質配置資源、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全球化經過幾十年努力，是來之不易的。產生一種新的市場分裂對美國不利，畢竟美國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強的國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場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國家。
第二，至于“臨時許可”延長或不延長，對華為公司沒有太大影響了。從5G到核心網一系列產品，我們完全可以不依賴美國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這些不依賴美國器件的全套產品，修改設計后的電路板需要短時間的切換磨合，磨合完成以后，產能就會大幅度提升。
實體清單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終端，因為安卓軟件在世界上已經有幾十億用戶在用，現在限制華為終端用谷歌軟件，無關國家安全。如果美國還是確定禁止華為使用，我們可能也有備份措施會做出來。畢竟谷歌是非常優秀的公司，我們和谷歌有真誠合作的協議，我們希望繼續使用谷歌產品。我們繼續用谷歌，其實是撐大了美國技術在全世界的應用范圍。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軟的Windows不能給我們授權，可能會出現替代它們的第三種系統，沒有人能肯定第三種系統一定不會勝利，這種情況的發生反而是對美國最有威脅的。
對我們而言，過去幾個月已經證明實體清單不可能讓華為死掉，華為公司肯定能繼續活下來，而且越活越好。這種情況下，實體清單的目的是不是就達到了？有可能達不到，達不到的后果是中國和其他國家誕生替代產品，替代產品所覆蓋的市場，美國產品就進不來了，美國廠家的市場規模會縮小，對它的財務質量會有削弱。我們并不希望挑起對抗，我們還是希望繼續購買美國零部件，盡管我們自己能夠量產零部件，但我們可以減少生產，大量購買美國零部件，共同為人類繁榮服務。
?Ken Moritsugu：今年您見了很多外國記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長時間不見記者的。今年您如此頻繁跟記者交流，是為了在目前美國對華為施壓的情況下修復華為的聲譽并提升華為的運營環境嗎？您的這些努力有沒有見效？華為的運營環境是否得到了提升？聲譽有沒有得到修復？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較正確。我在危難時期要挺身而出，為華為公司正確地做一些宣傳。在5月份美國實體清單出來以后，絕大多數媒體和一部分公司認為華為死定了；另外有一種輿論，認為華為還能活三個月，把庫存的物資生產完，也該死了；隨著我與媒體見面增多，媒體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任正非在唱“空城計”。
半年來大約兩千多名記者到訪華為公司，實際看了我們的現實情況后，才了解華為在真實地活著，活著的效率還變高了。媒體報道從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時間變成深灰色，最近變為了淺灰色，說明還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個人與媒體溝通，不讓媒體來看看實際狀況，可信度還是不高的。
?Ken Moritsugu，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去年12月份您女兒在加拿大被捕，今年華為和美國貿易關系緊張，美國又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這個階段是不是華為最大的危機？還是說歷史上有其他類似的危機？
任正非：其實這三十年來華為公司危機不斷，不是這個危機，就是那個危機，有些危機甚至嚴重到危及企業的生命。
所以，美國這次危機對我們打擊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過去我們既沒有人才，也沒有技術，也沒有資金和市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時的危機可能比今天還要大。現在這個危機，畢竟我們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和能力，我們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沒有感到多么恐怖。
任正非：如果通過這個“棋子”能解決問題，聽起來是好的，但是要中國國家為我們做出讓步，我是不會去推動的，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 我們畢竟有錢，還能扛得起打擊，中國很多老百姓是貧窮的，讓貧窮的老百姓讓一些利益給美國，來救一個有錢的華為，我良心上過不去。所以，我認為，我能堅持多挨打幾年，包括我女兒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國的利益讓給美國。其實，美國也應該看到，中國還有不少貧窮人口，他們的生活還在低水準上。 因此，在這點上，我完全沒有考慮，我也不會去求中國政府給美國好處，放華為一馬。不放一馬，我們就是發展慢一點，孟晚舟多待一點時間，多受一點苦難，但是對中國人民、對國家有好處，我心里就舒服一點。如果國家拿很多利益去換取華為生存，我總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國家。 如果美國說“任正非出一點錢，改善一下”，我可以考慮；美國說“5G技術對美國安全有威脅”，我們可以對美國公司完全轉讓5G技術和生產工藝體系，讓美國在5G基礎上開發6G，縮短美國的技術發展進程。這些我都愿意做，因為這是犧牲我們自己，不用犧牲中國其他人的利益。否則，將來我走在街上，別人會罵我的。 任正非：未來的新興技術應該是智能計算，從智能計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個支撐平臺，支撐人工智能實現低時延、高帶寬的一個平臺，它只是一個工具，不是一個結果。 任正非：美國的實體清單不可能撤銷的，因為美國不可能有一個人站出來高呼要撤銷對華為的實體清單。打擊華為在美國是政治正確，美國人站出來踩華為一腳是正確的，美國人幫華為一次可能會受到群體的攻擊。所以，我們做好了實體清單長期存在的心理準備。 從短期來說，我們要補足一些以前的缺陷；從長期來講，面對未來發展，我們還是要眼光遠大，加強國際合作，堅決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術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術上不成功，我們可能會被邊緣化，也會死掉的。如果美國在科技上和中國脫鉤，我們可能不容易獲得美國一些先進要素的支撐，我們會不會在發展中盛極而衰？這是有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的科學家和科研機構多努力才行。
?Joe McDonald：我們很關注華為技術的未來走向。您認為現在還未發展起來的最重要的新興技術是什么？華為將在哪些技術領域進行重點投入？
?Ken Moritsugu：實體清單以及美國給予華為的壓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華為自身戰略的調整？去年,絕大多數人談華為是談5G部署，現在都在談實體清單，談華為需要進一步降低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您或者華為需要基于當前局勢對戰略進行多大程度的調整？這種調整對華為及其未來發展有何影響？
任正非：首先，美國實體清單并沒有打擊到我們的戰略，反而是有幫助的。我們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邊緣產品，把這些力量匯聚到主航道上來做主力產品。
過去由于我們控制不住基層對預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產品，現在決心砍掉。在研發組織的改革過程中，我們砍掉了46%的部門，把這些部門的優秀員工都轉到主產品線去了，所以我們的主產品會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們昨天在展廳看到了我們的產品，如果有機會訪問其他公司，也看看他們的產品怎么樣，一對比，就知道我們為什么這么有信心能夠領先世界。
這樣實體清單打擊華為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當實體清單出來時，希望華為死掉，結果華為不僅不死，還活得更好，這與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過來，對我們的朋友們影響更大，因為他們本來幾億、幾十億的向我們供貨，突然美國不讓他們供貨，財務短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和影響，因為華爾街還是很重視股票價值。
我認為，實體清單對美國的損害真真實實比我們大，實體清單應該要取消掉，不應該保留。但我們也認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華為做好了長期不取消的準備。
?Joe McDonald：國外有一些人對華為比較挑剔，說華為這個公司到底是誰控制的？誰在華為擁有決策權？我們現在看到，華為組織最上面這一層董事會、CEO都是中國人，華為有沒有考慮在董事會引入外籍員工，或者任命一個外籍員工擔任公司的CEO，從而進一步贏得外國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慮范圍內，為什么不考慮？
任正非：首先，外籍員工必須要具備這個能力；第二，外籍員工必須在華為公司工作25年，從基層一層層升上來，才能了解整個公司的結構。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馬燈”一樣換，換幾次，這個公司就沒有了。因為這個CEO不了解基層實際情況，以為喝喝紅酒、談談哲學就能領導公司。
我們有些國家代表和產品線主管已經是外籍員工，大量高級專家和Fellow是外籍員工。當然也歡迎你們給我們推薦CEO、董事長人選，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羅島上去“一人一廚一狗”地鍛煉，再到有些地方進行技術鍛煉，完全知曉華為業務，將來也有可能上來。
為什么現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為西方公司董事會是到處選人，選的這個人很厲害，來了到處拿杠桿撬一撬，把產品放大了很多，賣不出去就降低價格，可能就把公司賣死了。
所以，我們強調領袖在內部選拔，包括3萬外籍員工，也在選拔之列。
?Ken Moritsugu：我們昨天聽說您喜歡和員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勵華為員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華為已經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繼續這么做。我的問題是，您現在和員工交流時，有沒有員工因為美國的壓力而對華為的未來感到擔心？還是大家都沒有感到擔心呢？為什么沒有感到擔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勢下仍然充滿信心，您是如何給予員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給他們信心，而是他們從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來我們可能的成功，充滿了信心。我們不可能像牧師一樣給員工布道，讓他們相信我們的故事，而是他們在自己實際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給公司作出大貢獻。特別是華為受到實體清單打擊以后，激發了他們更多的能量，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強了，所以他們更有信心。
?Joe McDonald：有沒有例子說明華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體現的華為戰略？之前有人提過小靈通的例子來體現華為的戰略，華為當時就是否做小靈通進行了決策。您如何看待對小靈通這個業務？
任正非：小靈通的出現在中國是一個“怪胎”，這個“怪胎”是體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長出來的。因為中國1800M頻率，富余55M，這55M頻率完全可以分給電信，電信可以上GSM，完全沒有必要上小靈通。但是這55M就不分給電信，電信要找到一個不受頻率管轄的產品，正好PHS小靈通的頻率信號很弱，本身就是家庭電話，他們增強一下，就做社會電話。小靈通是臨時性產品，因為電信沒有無線，就用來替代無線。
我認為，戰略是要從長遠來看問題，到底這個社會的需求是什么，這點是很重要的。小靈通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產品，會消耗大量精力，將來怎么把戰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領域？
?Ken Moritsugu：能否問一下，您從這一痛苦的經歷中學到了什么？對您有何改變？您最后是如何克服這一挑戰的？
任正非：那個事情學不到什么，因為痛苦并沒有什么收獲。如果我們“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注定是失敗的，應該堅定不移在一個正確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后來我們把奮斗目標叫做“方向大致正確”，絕對正確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確就可以了。
第二，組織要充滿活力，對準一個地方。這是在科學技術上押賭，有可能賭錯。幸虧賭對了，壓力就釋放了，后來就不想自殺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當前危機和2000年小靈通經歷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現在的危機？
任正非：今天的危機應該只有那時十分之一的壓力，因為現在我們對度過危機充滿信心，那時的危機是不可知的恐懼。現在我不恐懼，那時恐懼到精神受到極大的折磨，才產生抑郁癥。
現在我們一步步在補“洞”，從5G到核心網這條線的“洞”全補完了，現在要補終端的“洞”，終端的“洞”就一、兩個，我們有信心用兩、三年時間完成。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很有信心，那時是沒有信心的；第二，現在我們也有錢，那時人心不齊，還沒有錢。
那時的痛苦，還包括身份證明的痛苦，因為我們是私營企業，那時沒有政治地位，還賺錢，是受懷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國打擊華為的市場、商業，打擊不了我們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國才能打擊，美國打擊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會去美國。因此，我現在心情比較平靜。
本來我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為什么現在再干一陣子？因為我發現，危難時期我還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來再干幾年。這幾年可能會多次跟你們打交道，你們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問，我都能真實回答你們。
三十年來，華為全都是痛苦，沒有歡樂，每個環節的痛苦是不一樣的。今天你們第一次提出來，把2000年的痛苦和現在的痛苦比較，我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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